需求管理要从总量下手，分兵把口，每一个行当的需求都是其他行当的供给，管了等于还是抑供给。
现在的慈善事业，暴露出很多不公平的状况。为什么落后国家的普通人那么贫困？因为这些国家缺少能把资产变成资本的制度。
这三个概念是理解市场经济的关键。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太多来自政策的不确定性要应付。这就是中国改革开放带来的变化。是说在市场经济当中，有这样一类人，起着这样一个作用。但我们细分之后，发现不一样。
所以我说，市场经济是一种责任制度，利润是一种考核方式。这是熊彼特在1911年的《经济发展理论》提出的重要观点。总之，我们有充分理由对中国通货膨胀的前景表示担忧。
现在，中国单月的年通货膨胀率已经超过6.5%，这就给中央银行提出了非常明确的方向：必须采取紧缩政策，使通货膨胀率降下来。反通货膨胀政策不能等通货膨胀迹象明显时再出台。而中国经济则可能出现通货膨胀恶化、资产泡沫崩溃、贸易顺差减少等一些困难。利息率指数化政策稳定了居民对存款的需求。
在前一时期，尽管在细节上有许多可改进之处，但政府为稳定股市所做努力的大方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物价下调的刚性，相对价格的调整必然会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
升值的加快不仅有助于实现贸易平衡，而且可以为货币紧缩留出更大空间。第二，现在不是个别农产品的价格在上涨，而是农产品价格在普遍上涨。换言之，在国际收支顺差情况下，不升值、或升值不够往往会导致通货膨胀恶化不仅是农产品价格在上涨，而且农产品生产的投入价格也在普遍上涨。
而跨境资本的流入很可能是为了追逐房地产市场和股票市场上20%、30%，甚至更高的资本利得。但是，由于物价下调的刚性，相对价格的调整必然会导致物价水平的上升。但是，"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其次，根据拉丁美洲的经验，"宽出"政策往往不能减轻压力，有时候反而吸引外资进来。
中国的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投资推动的。10. 中国流动性过剩的根源在哪里？中国流动性的过剩来自两个方面：货币的供给方和需求方。
本文试图把这些问题加以总结、概括，凑成十大问题，以期引起更深入的讨论。通货膨胀的可容忍度不是纯粹理论问题，根据中国的经验，我认为6%是不可取的，4%已经是极限了。
对这些价格扭曲进行调整，在前两年不是问题，在现在却有问题，因为我们已经有了通货膨胀。如果前一种趋势占优势，则中国投资者将会面临诸多风险。经验告诉我，当经济增长速度非常快的时候，所有的效率指标都会提高。即便如此，我们仍应该继续进行价格调整，因为我们不希望看到香港的货柜车继续在深圳加油，不希望农民继续承受"谷贱伤农"之苦，不希望让企业继续浪费不可再生资源、不受惩罚地污染环境。但是，我们不能一般地说，两者之间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更何况中国是开放经济，所面对的是国际大市场。
4. 中国资本市场是否存在严重泡沫，对资本市场价格的大起大落是否应该采取不干预政策？ 关于资产价格泡沫的问题似乎没有进一步争论的必要，结论应该已经很清楚。升值肯定有利于抑制通货膨胀。
但即便出现最坏的情况，中国也应该能够依靠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挽救困局。但是，汇率只是一种价格，它反映国际收支的平衡状况。
不久以前，有经济学家警告说，中国将会出现通货收缩，因为中国在前一段投资过多，这种观点不无道理。另外，用"宽出"为升值减压是否有效，取决于国人对国外资产的需求。
应该说，中国仍有一定加息的空间。但这些企业一般是制造业企业，进行金融投机的能力和动机应该是有限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必须考虑中国所能容忍的通货膨胀率到底是多少？过去央行的参考目标是3%，现在有些经济学家认为容忍度是6%，有些人则认为更高。可以说，我们是通过建立更多的钢铁厂(还有出口)，来吸收过剩钢铁生产能力的。
对冲政策可以有效吸收由国际收支不平衡和人民币汇率稳定导致的流动性过剩。在2008年，中国应能继续保持当前的增长势头。
提高中、低收入阶层收入是必要的，但这个问题不应与汇率政策相混淆，不应该用提高工资收入来代替名义汇率升值。第七，近两年股市非常火爆(现在似乎已开始趋冷回调)，房地产市场价格不断飙升，中国的财富效应也不可小视。
通货膨胀不会随经济的高速增长立即出现，而会有一年甚至更长时间的滞后。资本管制的解除必须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一步。
在中国当前情况下，升值和通胀确实存在此消彼长的替代关系。其次，中国资本市场并不是有效率的资本市场。该理论是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已故的贝拉·巴拉萨(Bela Balassa)和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萨缪尔森(Paul Samuelson)的名字命名的，二人分别发现了这一理论--编者注】的框架下讨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根本经不起跨境资本大进大出的冲击。
经济增长速度下去之后，所有的效率指标马上就会变得非常糟糕。但是这种局面不能长期维持。
但在当前，我觉得投资过热导致经济过热是矛盾的主要方面。中国目前在许多部门仍存在生产能力过剩的现象。
直到前不久我们在这方面还是比较成功的。在这种情况下，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中国难于改变其贸易结构，中国资本流出(通过资本项目或通过外管局和中国投资公司)的增加是不可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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